中国第一商会的诞生

摘要：中国近代商会：中国第一商会的诞生晚清以来，依据当时官方法律设立的新式中国商人的社会社团，可称为中国近代商会。它有别于商帮、会馆、公所等传统民间商人组织，它具有法人社团的根本属性。一、历史的转折点：1840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

中国近代商会：中国第一商会的诞生

晚清以来，依据当时官方法律设立的新式中国商人的社会社团，可称为中国近代商会。它有别于商帮、会馆、公所等传统民间商人组织，它具有法人社团的根本属性。

一、历史的转折点：1840年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在《中国史话》的总序中，深情地写到：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Y&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

Y&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不断掠夺中国的资源、攫取在中国的特权，同时外国资本和商品（主要是Y&片）也汹涌输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经济和市场的急剧变化，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反映在经济战线上的侵略和反侵略的中外商务之争，我们可以称之为“商战”，在近代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百年时间里，中外商战可谓不处不在，无时不有，商战也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的整个过程。

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从1840年前后开始说起的。

二、从洋行到洋商会

（一）洋行

洋商会设立的基础，是因为有洋行。

所谓洋行（外国洋行），是指外国资本家在当时中国开办的企业，大抵可以算是现代的外资企业之前身。当时的洋行涉及工商、金融、交通等各个方面，但主要以贸易为主。

鸦&片战争以前，在广州有150家洋行。鸦&片战争之后，洋行迅速发展，全国各通商口岸都出现洋行。1872年全国出现343家洋行，1893年又增加到580家洋行。

这些洋行的资本不大，大多为本国资本家的代理人。除了推销商品、掠夺原料以外，主要经营鸦&片牟取暴利。

到1892年，全国洋行数目增加到579家。仅在上海一地，在1876年到1884年，洋行数目就由160家增加到245家。平均每年增加10家以上。

从1895年到1905年这十年中，列强在中国开辟的通商口岸从34个增加到50个，各国商人在华设立的从事商业贸易的洋行，从603家激增到1693家。

（二）英国在广州设立的洋商会

英国是最先在中国设立商会的国家。

1834年8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成立了英商商会（英国商会），其目的（任务）是积极配合英国政府的侵华行为，力图在英国政府强制打开中国门户之时，确保与英国政府一致行动，以集体合谋共进的方式对中国的经济进行扩张。

1836年，进一步在广州成立了洋商总会。其成员不仅包括了英国商人企业，也包括全部外国商人企业。

（三）上海洋商会

1843年底，洋商便在上海开设了11家洋行。此后，随着中外贸易关系的位移，上海迅速取代广州的传统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上海的洋行数亦呈现出激增之势。

1847年时，“英租界内已开设24家外国商行（其中3 家是美国的），还建起5家商店铺，1家旅馆和俱乐部”。

1847年,各国商人在上海联合组成了上海洋商总会。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860年结束。战争失败的后果之一是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待开发的中国市场变成了西方资本家的救命稻草，加剧了中国的殖民化进程。

1864年，英国商人在上海成立总商会。（1847年成立的上海洋商总商会，是各国商人联合共同成立。1864年，是英国商人成立的总商会。）

1864年，德国人也在上海成立德国商会。

（四）香港洋商会

1861年，在香港的60家洋行，在英国驻华公使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香港洋商总商会（香港洋商总会），也就是现在的香港总商会的前身。

（五）天津洋商会

1887年，在天津的外国商人成立天津洋商总商会（天津洋商总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天津外国商人成立的唯一组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前，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是英法俄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得到了大量赔款，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的权利。各帝国主义又以各种借口，压迫清政府签订了许多新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据统计，到1904年中国本土商会产生之前，外商已经分别在广州、上海、香港、天津设立了洋人商会。

到1923年，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的洋商会约61个。

历史学者虞和平在《商会史话》一书中说：

如果说列强驻华使节是其对华商战的最高指挥官，那么各洋商商会就是其对华商战的参谋部，它们一方面给各国驻华使节出谋划策，一方面组织各国商人开展对华商战。

三、郑观应：“商战”之论

“商战”一词的提出，史学界认为最早见于1862年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一封信函：

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

在此曾国藩提到了“耕战”、“商战”之论。

1878年，湖广道御使李璠引曾国藩成说，并加以阐发，提出“以商敌商”的对策。

1879年，曾入曾国藩幕府的薛福成对商战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申论：

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而商扩其用也。然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

商战之论一经兴起，即在士商中引起共鸣，成为共识。

光绪二十一年（1895），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提出“商战”的口号。郑氏在《盛世危言》就有论述 “商战”的专篇。

兵战之日短，商战之日长。兵战之亡速而有形，譬如风吹灯灭。商战之亡缓而无形，譬如油尽灯灭。有形者易备，无形者难防。而人反畏兵战而不畏商战。吾知二十世纪因商战之败而亡国者，必较兵战为尤胜。（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

郑观应接着说，西方各国每个都市都设有商会，日本于明治维新后，各处设立商务局（即商会），如有洋商买卖不公，即告知商务局，集众联盟，不与交易，因而商业大振。因此郑观应认为，日本“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为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

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2021年），中国的GDP达到了17.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为4.9万亿美元（2021年数据）确实是“驾而上之”。只是成功来得比想象中要晚了一些。

当时的郑观应，是一位新兴的商人，他的一些维新思想，其声音是很微弱的，但他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全面变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历史依据，可以说郑观应的这种思想是很有社会价值的。

四、在民族危难中产生的商会

1895年，著名思想家和维新变法改革者康有为（1858-1927）等力图变法，上奏朝廷设立商会。他在《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中留下了被后人一再征引的名言：

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固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可远及四洲。

1896年，清末民初状元实业家张謇专门写了《论商会议》一文，详细论述了设立商会的必要性和组建方式及其职能。

同年，清政府总&理衙门提交的《奏复请讲求商务折》中，明确表示赞同在沿海各省会和通商大埠设立商务局。

1898年6月，力行新政的光绪皇帝发出了第一道筹办商务局的谕旨。7月和8月两次传旨刘坤一、张之洞等各省大吏抓紧建立商务局。

1898年，张之洞率先在汉口设立商务局，以候补道王秉恩、程仪洛总&理其事，并选举通晓时务之商人数名为总董，此即后来汉口商务公所、汉口商务总会的前身。

1899年创办《湖北商务报》，1902年开办商务学堂和汉口商务公所。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出现了第一个民间拟定的商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总会章程》。内中声称，以讲求中外商学商务，以振兴中国全国商务为宗旨。这大概是中国人制定的第一个商会章程。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列强对华的军事和政#治侵略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中国的门户已经被完全打开。列强侵华的重点开始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了经济方面。列强不仅进一步扩大对华商品倾销，而且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权利，使得中外商战更趋激烈。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王朝经历了八国联军的严重打击，又负上了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陷入了内政、外交、财政、经济的全面困境。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被迫实行新政，提出了振兴实业的政策，从而使商会在民族危难中得以产生。这也就回答了商会产生的根源问题，商会不是在制度设计中产生的。

五、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中国第一商会的前身

上海最早的商会组织，是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00年，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被委任为会办驻沪商务大臣，所拟的“谢恩折”奏陈朝廷：

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

1901年9月，盛宣怀和吕海寰一道向朝廷上奏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委派吕海寰、盛宣怀和英国、美国、日本、葡萄牙等国代表，在上海进行修订商约谈判，中国商会诞生的契机终于到来。

在上海与英美等国谈判修订商约期间，中方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清政府处于战败国地位，且洋人依靠了上海洋商会的支持，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经济要求，一开始就在谈判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而华商方面，虽有各行帮公所和会馆，但这些组织互分畛域、涣散不群，与洋商交易，恒不能敌。令盛宣怀等谈判代表深感孤立无援，难以措手。正是陷于这一谈判的窘境，再次深切提出要创设商会。

在获得朝廷批准之后，他致函上海江海关道袁树勋会同上海通商银行总董、绅商领袖严信厚提出方案。从速举办。严信厚邀请同乡周金箴一起筹办。

1902年2月22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开办（正式成立）。

到会各帮董事70余人作为公所会员，议定六条章程，送吕海寰、盛宣怀审核批准，同时公举严信厚为总#理。

公所设于上海南京路五昌里。订立简明章程6条，其内容是明宗旨、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弊、定规则、追逋负。会后，盛宣怀颁给“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木质关防。

1902年2月24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集众会议进口商税事宜。

1902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各业董事聚议，公举副总#理、议员和其他办事议董，并禀报盛宣怀。

9月2日到10月1日，由盛宣怀会同督办商务大臣张之洞，向清政府奏请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并得到批准。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了领导机构。领导机构分为权力机构和办事机构。

权力机构是沿袭官办商局、商所的组织模式，由5名总董组成。

办事机构是以总#理、副总#理为核心及13名议员组成。

议董分为理事议董、书&记议董、会计议董、庶务议董、交涉调查议董。

理事议董10人，周一至周五每天2人轮值，到会所处理会务。

书%记议董（常驻会所）2人，会计议董1人，庶务议董2人，交涉调查议董13人。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共有会员75人，会员分为行业代表和企业代表两部分。由各会馆公所或行业推举1-2名本所本业的董事作为代表，这些代表占会员中的绝大多数。

此外，一些大的企业经理代表本企业入会。

会员涉及20多个行业或企业。会员不限定名额，遇事参与会议，但无决策权。

会员中浙江籍占主要比例，其中以宁波府属各县的商人居多数，其次是广东、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山西、四川等帮商人。

这是中国近代商会的雏形。

作家寒川子写的长篇小说《第一商会》，认为“第一商会”是1902年成立的上海市总商会。其实在1902年的时候，它的名字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直到两年之后的1904年，才正式更名为上海商务总会。

到了1912年2月，上海商务总会和新成立的上海商务公所合并，改组成立上海总商会。

所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中国第一商会”（上海商务总会）的前身或雏形，则是更为准确一些。

六、上海商务总会：中国第一商会

上海商务总会是1904年6月（新历）由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而成立的。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8月，清政府正式谕令设立商部，商部是统辖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

商部首任尚书是爱新觉罗·载振、左侍郎为伍廷芳、右侍郎为陈壁。主持商部事务的有唐文治、王清穆、杨士琦、张振勋等官员和绅商。

1903年，商部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第一条第一款就提及要在各省各埠设立商会。

本部以保护商业，开通商情，为一定之宗旨。惟商民散处各省，风尚不同，情形互异，本部势难周知其隐，钜细靡遣，自应提纲挈领，以总其成，至分条系目，则在各省各埠设立商会，以为众商之脉络也。

1904年1月，清政府商部奏设商会。商部奏准朝廷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正式向全国商人发出了建立商会的号召。

这部章程，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商会组织法规。

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所及商务公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现定部章，一律（一体）改为商会，以归划（画）一。

按照这一规定，成立两年又四个月（1902.2--1904.6）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二日（1904年6月）“奏明发给关防”，成立上海商务总会。

浙商候选道严信厚续任总#理，粤商浙江侯补道徐润任协理，周金箴为坐办。会址设在美租界虹口爱而近路二层楼内。

后曾铸（曾少卿）、李厚祐（李云书）、周金箴、陈作霖（陈润夫）先后任总#理。

历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情况

商务总会总%理是商会的最高领导。协理为次高领导。通常总%理、协理各一名。

在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天津、山东、河南、山西、福建、湖南6省市的原有商业会议公所都在这一年改组为商会。

全国另有22个新商会产生。

1905年，上海商务总会积极倡导抵制美货，经历的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洗礼之后，其在全国商界的地位更加坚实。

迄1908年止，全国范围内相继成立的商会达到350所，其中设立于省城或通商巨埠的商务总会有45所，设于县城或乡镇的商务分会有305所。此外在一些地区的商务分会之下设有商务分所。海外各埠也先后成立了一大批中华商务总会。

如何把分布在全国（全球）各地不同层次的商会联合起来，上海商务总会在其中就是扮演了主要发起者的角色，1909年初，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华商联合会，创办了《华商联合报》。

上海商务总会在很多活动中不断赢得声誉，被渐渐确认为中国第一商会。

七、上海总商会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这一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省纷纷揭旗起义，宣布独立。1911年11月，上海光复。

上海光复后，民气高涨，上海工商界中一批倾向民主共和的人对于上海商务总会反应迟钝、行动不力感到不满。1911年11月见，上海南、北市商界在一批江浙绅商的发起下，决定设立上海商务公所，以便代替上海商务总会，公举朱葆三为会长，林莲荪、贝润生为副会长，以及董事若干人。

于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1911年12月-1912年2月），上海同时存在两个全市性的商会组织，新组建的上海商务公所以“维新”商会为标榜，博得“革命商会”的美称。

同时，以陈润夫为总&理的上海商务总会并没有被军政府否定，也没有自行解散。上海商务总会在上海乃至全国工商界都还存在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它是一个法定的社团组织，并没有被明文废除，所以在其废存问题上还是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经过长达两个月的争论，终于在1912年2月27日达成协议，公定名称为上海总商会，选举周晋镳为总&理。上海总商会的正式成立，结束了清末十年间以上海商务总会命名的历史。

据1912年5月初的统计，新成立的上海总商会合帮入会的会员100人，不合帮入会的会员89人，此外有个人会友14人，特别会友15人。会员人数较商务总会时约增加四倍。

同年3月12日，上海总商会发表宣言，提出发展商业四端。设立商业藏书所、商品陈列所、商务调查所、商界研究所。

1916年，根据北洋政府商会法，改总&理制为会长制，议董称会董，朱葆三任会长。总商会历届会长朱葆三、聂云台、宋汉章、虞洽卿、傅筱庵。

民国4年（1915），上海总商会迁至北苏州河路470号，占地3300平方米。

上海总商会的迁来，让此地生机勃勃。在这里，上海总商会先后创造了许多第一。

例如，第一家商业图书馆、第一部商法草案、第一份《总商会》月报、第一个商务公断处，中国第一代工商业企业家也在这里孕育诞生。

时间到2018年6月，坐落于北苏州河路470号的上海总商会旧址的修复了，改为商用酒店，保留了牌匾和大部分的原貌。

后人常称上海总商会（包括此前是上海商务总会）为“中国第一商会”，既指其设立时间为全国第一，也指其势力和影响为全国之最。

其诞生不久即以“伸国权而保商利”相号召，倡导并发起全国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由此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赢得了“中国第一商会”的美誉的一个重要原因。

附录：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总董、议员、议董名录

总 理：

严信厚

副 总 理 （2人）：

周金箴 毛祖模

总 董（5人）：

严信厚 唐荣俊（唐杰臣） 梁钰堂 陈作霖（陈润夫）

朱佩珍（朱葆三）

议员（13人）：

施则敬（施子英）朱葆三 谢纶辉 陈作霖（陈润夫） 梁钰堂 袁泳笙 苏德镳 唐荣俊（唐杰臣） 王眉伯 袁子壮 李云书（李厚祐） 汪汉溪 张美翊（张让三）

议董（28人）：

郁怀智（郁屏翰） 劳敬修 印锡章 林莲荪 杨信之（杨兆鳌）叶鸿英 夏瑞芳（夏粹芳） 朱衡斋 朱吟江 胡稑芗 陈子琴 沈联芳 叶明斋 祝兰舫 周舜卿（周廷弼） 朱葆三 陈润夫 苏本炎（苏筠尚） 王子展 顾馨一 丁钦斋 沈懋昭（沈缦云） 唐元湛（唐露园） 庞元济（庞莱臣） 施善畦（施兆祥） 洪念祖 张乐君（张嘉年） 傅筱庵

主要参考文献：(此处略去200字)